无我的真实

柴静：青草，你为什么喧哗？

17 八 2010

一
我出生在山西，从初中起，我的记忆里就没怎么见过蓝天，我们家的水要烧开沏很浓的茶才能喝，不然就是苦的。我们家的远房亲戚，每隔一两年，就听说有人在矿下出了事。
十年后，我重回山西，拍摄老窑头村，发现情形比我记忆中的更加糟糕，这里的人们靠雨水为生，这个我所见的有最美的明清时期窑洞的乡村，现在唯一的色彩，是黑灰满天的公路上，暗红色的运煤卡车。昼夜不停。
这个村子有一座每年可以挣上千万的集体煤矿，但人们过得比十年前更贫穷。将近1300人的村庄，年人均收入不到600元。
煤矿归历屇村委会主任承包。村委会主任是村民自己选出来的。只不过选票出现金买。一张2500块钱，在竞选现场，所有的现金就放在大箱子里现场分发。
在场的乡人大的主任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没有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住主”老百姓说。“我们就把这选票当作分红”
年青的小伙子都很兴奋,骑着崭新的摩托车在土路上呼喝追赶。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上，看他家新盖的房子，墙上全是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山体已经挖空了。
村里人看着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癲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山下，暂时还没事。
十年前我的制片人张洁拍摄《西古县村纪事》，纪录下那里第一次农村基层选举，把农民第一次投进选票箱的动作以三倍的速度放慢时，他心灵的激越与情感可见。
然而一百年前，梁启超已经说过「然吾闻共和政体，以道德为之气者也。」他说的是公民道德，也是我们今天所說公民社会的文化和人民素质。「苟脫威力之制裁，而別无道德之制裁以统一之，則人各立于平等之地，人各滥用其无限之权，挟怀私具。」
制度只是一张纸，选票，是一张更小的纸。
民主，或是进步，并不一定随之而来。
二
一群人，坐在一起喝茶。
他说，我想做一个象《费城故事》里的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合伙人。
“为什么呢？”
“他可以那么得体地把那个感染艾滋的同性恋开掉”他说。
我愣了一下，他一直是我的朋友，一个优秀的，接受过很好教育的律师。
他看了看我“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去要求别人宽容”
“宽容？。。。”我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他们吗？”
“怎么不理解？”他说，曾有一个同性恋男子向他表白，他从此不再理会这人。
“你可能认识他们，但你知不知道性对他们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自我选择？他们的爱情是怎么样的？”
他打断我“就是觉得恶心”
“为什么你会觉得恶心？”
“反正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他可能是不太愿意多谈这个话题，脸转过去了。
我的这个朋友，办过很多为弱者鼓呼的案子，是个正直的人，但是他认为可以随意剥夺一个人的工作，因为这个人和自己的性取向不一致。在我们的节目里，这样的事情不会少吧。。。一个待人很善意的男人可以虐待一个女人，因为她是自己的妻子。一个破案很优秀的警察可以随意传讯一个人并且把他投入监牢，因为他长得瘦象一个吸毒者。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可以把无法完全取出的化学品植入女人的胸部，因为它是政府允许的。。。。如果整个社会都容忍，甚至默许这么做，那我们如何能寄望一个能尊重少数人权利，容纳异已的制度？如果我们的文化里没有对于价值和秩序坚持的养分，我们怎么能孕育出公平正义的政治理念？
文化看上去无形无色，却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从何处来，往哪里去。
——那么，文化是什么？
1999年龙应台初任台北文化局长时，接受文化预算的貭询，有议员一脸酒色，带着挑衅之意地大声问“局长，你说说，什么是文化？”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文化，是公民社会的那块黏土吧。离离原上草，从此中萌芽。
所以我们制作《以生命的名义》，为同性恋人群的的健康服务多年的医生张北川说“我希望有一天，看到人们在一起，彼此欣赏彼此的选择，我们看到，爱得到了尊重”
我们制作《流浪乞讨人群调查》，看到无臂的男人，在燠热的西安街头，坐在地上，嘴里衔着毛笔写“漫道雄关真如铁。。”他对着镜头说“我不需要慈善，要帮的话，请帮助我有尊严地活下去”
我们制作《注射隆胸调查》，把希波拉底(Hippocorates)誓言用在片尾：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随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然人请求亦必不与人，……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
我们制作《被起诉的杂志社》，判媒体赢的法官说“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社会的进步就有多大。”
……
《新闻调查》十年了，从办公室的窗口看出去，当初细嫩的榆树春绿冬白，一年一年长大，然而一棵树，不管怎样生长，最上端的树叶，饱含的仍然是同样的土壤的成分。
文化，看似只是不起眼的泥土，然而我们期待的文明而有尊严的社会，就是从这里生根，抽芽，一片叶子一片叶子长出来的。
三
二十岁的我，是个刚刚读完财会专业的女生。
我不知道十二岁的胡适，背诵抄写的的是《新民说》、《天演论》、《群己权界论》。老师们出的作文題目是「论日本之所由強」和「言论自由」。
我抄在本子上的是，是大学政治经济学课上的一二三四点的笔记，边角上还抄着亦舒言情小说里的字句。
在采访陈丹青离职事件时，他说“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
年青人，是对社会的参与最有热情的阶段，可是，我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开始，去面对和了解一些最基本的问题____政治和我有着什么关系？教育是用来干什么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什么?人与人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我住的地方楼下是铁路五小，每天早上7点钟，大喇叭里就有一个雄浑的男声高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所有的孩子，象我当年一样，跟着认真齐声大叫口号。无日无之。
夜里翻书，才发现我的问题，胡适在一九三○年早就问过：少年的朋友們，请仔细想想：你进学校是为什麼？你进一个政党是为什么？革命是为了什么而革命？政府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但是快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少年人，仍然象我当年，功课上整整齐齐的抄着作业，作文题目年年是《难忘的一天》，不知道时事，不讨论时事，不关心松花江的水污染，不了解什么是矿难，不清楚自己班里的干部选举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文化，都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而文化的生命力来自于这一个个的人是否有独立的能力，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的能力。
哪一天，象我这样爱看言情小说的大学女生，也有兴趣和知识去参与公共事务，我住的楼里每天上十二小时班的电梯工能有机会和勇气为自己争取到休息的权利，10岁的孩子可以站起来问老师“什么才是共产主义”而且得到认真的答案。。。我们这些传媒人才不会有那么多反反复复，自疑自问的焦虑吧。
四
1934年，十六岁的瑞典少年在魏玛看到纳粹的领袖，他和千万人一起大声欢呼，泪流满面。当人们后来已不再怀疑纳粹确实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时候，他还固执地说那是反纳粹的恶毒宣传。
许多年之后，电影导演柏格曼突然想通了自己为什么会那样拥戴希特勒，“我们从来没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
不管是一片青草，一个人，一个节目，一座村庄，或是一个时代，成熟生长，都不是与岁月俱来的——除非土壤中饱含养分，枝叶经过风吹雨打，沉实厚重，还有，门打开着，自由，如春风自然流动。

来源:视野

转载自：共识网

作者：柴静

No Comments
Tags: 柴静

【转】斯坦-布洛克最穷的慈善家

In: 挺牛逼

16 八 2010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他已经在全球10 多个国家，为40 多万穷人免费看病，提供医疗服务的价值达4000 多万美元。像斯坦布洛克这样的奇人，世界上很难找到第二个。

这位74 岁的英国老汉，是一个绝对的赤贫者：没有收入，没有存款，没有汽车，没有房子，没有老婆孩子，甚至没有兴趣爱好。他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却连一本美国护照都没有。

他住在用1 美元租来的一所废弃校舍，睡在地板上—只铺着一块垫子，吃的基本是素食—“早饭是燕麦和水果，晚饭吃大米和豆类”，他在电话中告诉《外滩画报》；他用一根浇草坪的橡胶水管在院子里洗澡，冬天照样冲凉，只是换到了室内。他的唯一伴侣，是一只12 年前被他收留、现已失明的流浪犬；狗粮和他吃的东西一样，都是别人送的。

但这样一个一贫如洗者，却被诸多媒体称作“当代英雄”，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更将他尊为“圣人布洛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比喻说，他为医保危机深重的美国“扔出了一根救命绳索”。

布洛克创办的“偏远地区医疗志愿团”（缩写为“RAM”），已经在全球10多个国家为数十万穷人提供了免费医疗服务，其中超过六成是在美国（《纽约时报杂志》的相关报道标题是“第一世界国家，第三世界的（穷人）诊疗”）。“截至2009 年年底，我们累计治疗了416,081 人，65,170 只动物，免费提供的医疗价值44,672,632 美元，志愿者总数48,129。今年迄今我们又治疗了几千人和数百只动物。”在电话那头，布洛克边查统计边说。在RAM 网站上，这些数据只更新到2008 年6 月。

布洛克将RAM 开展的集中免费诊疗称为“远征”（expedition），因为每次都要出动大队人马—运载大量志愿医生和医疗器材的车队，往往还要出动飞机（大多由他亲自驾驶）；远征都在周末。接受本报采访的那个周日下午，他们正好没有安排活动。

一则轰动美国的电视报道

美国田纳西州东部城市诺克斯维尔一个冬末周六的凌晨5 点，户外的天空一片漆黑。虽然此时没有刮风下雪，但摄氏零下两三度的气温还是寒冷彻骨。当地一家大型展览中心的停车场泊满了车辆，里面几乎都坐着人，而且大多是一家几口，不少人已经从昨晚等到现在。他们来的理由都一样：听说这里可以免费看病。

来自田纳西州的玛格丽特沃尔斯一家3 点出发，4 点左右抵达。马蒂谭科斯利则是从300 多公里外的佐治亚州赶来，昨晚就到了。他和妻子坐在前座，开着引擎取暖；女儿睡在后排。这位卡车司机牙病发作了好几星期，痛得他无法忍受。

每个排队者都领到一小张黄色号码纸，静等临时诊所开门。偌大的展厅里彻夜亮着灯，几十名志愿人员一直忙到现在：摆好一排排白色工作台、一张张牙科和眼科座椅；将一箱箱医疗器材在桌面上摊开；安装各种诊疗设备。

6 点钟一到，身穿黑皮夹克、一头灰褐色浓发的布洛克打开展览中心的大铁门，开始放人进来。在大厅内，来自11 个州的276 名志愿医生开始迎接第一批病人。

谭科斯利终于拔掉了病牙。医生得知他有过两次心脏病发作，几年前作过心脏手术，但此后一直没有再跟踪检查。公司虽然为他买了医保，但免赔额高达500 美元，而且不覆盖牙科治疗。这次全家人都做了体检，妻子还作了乳腺X光、配了眼镜。

周末两天下来，RAM 总共看了920名病人，配了500 副眼镜，做了94 个乳腺透视，拔掉了1066 颗牙齿，作了567 次牙科填补。不幸的是，也有400人因为名额已满只能被婉拒。

以上是美国最有影响的电视新闻杂志—CBS《60 分钟》对布洛克和RAM 深度报道的部分画面。2008 年3月2 日节目播出后，在美国和西方马上引起轰动。

“如果你上Google 用RAM 的全称搜索，就会发现大量的报刊文章、视频等。几周前我帮别人搜了一下，结果看到有超过10 万条链接。”布洛克告诉记者，“《60 分钟》报道之后，外国媒体也对RAM 做的事很感兴趣：德国媒体来了10 多次，法国媒体次数更多，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日本、澳大利亚、芬兰、挪威、波兰、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媒体也都来过，日本媒体本月底还会再来。”

捐款数量也大大增加了。RAM 的年度预算一下从原先的25 万美元，扩大到2009 年的将近200 万美元。“以前我们在资金上很拮据，知道RAM 在做什么的只有穷人。自从被《60 分钟》曝光后，公众不断汇来10、20 美元的捐款，现在我们的境况改善很多。”布洛克说。

那么，这个英国人为什么会跑到大洋对岸的美国，去从事医疗慈善事业呢？从亚马逊白人牛仔到电视明星布洛克1936 年出生在英格兰北部兰开夏郡的普雷斯顿，从小跟随在政府任职的父亲不断迁移。二战期间，他们住在常遭轰炸的英国南部。

后来他父亲被派往英属圭亚那工作，母亲随同前往。正在上中学的布洛克在放暑假时，拿到了一张去探望父母的免费船票，“于是我就一去不复返。我之所以去亚马逊地区，是因为想逃离学校。”他笑着告诉记者。

在南美北部巴西与圭亚那的交界处，16 岁的布洛克成了一个牛仔，其他牛仔都是瓦皮沙纳印第安人。在那里他呆了15 年，形成了日后的生活方式；“我的成长过程很艰苦，每天也许只吃一顿饭，但大家都很健康，除非出了某种事故，或者染上疟疾等疾病。”

有一天，事故降临到他身上：在驯服一匹野马时，他被重重撞上围栏，摔倒地上呻吟不已。这时一个印第安同伴告诉他，离他们最近的一个医生，走路过去要26 天时间。最后他挺过了那次事故，但从此有了一个想法：要让偏远地区的穷人也可以免费看病。

这个愿望并没有马上实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布洛克改行进入演艺界，成为美国动物系列电视节目《野性王国》的主持人，被认为是第一个“鳄鱼猎手”，还拍过几部电影，并由此迁居美国，拿到了美国绿卡。

“我在美国做《野性王国》时，曾经很想到中国四川，拍一集卧龙大熊猫保护区。为此我通过邮件与中国当局交涉了很久，最终因为无法筹集到足够资金未能成行。”他向记者透露，“我也经常给《读者文摘》写关于动物的文章。一次他们向我约稿，我告诉他们：你们知道吗？尼克松要去访问中国，我敢打赌中国人会送熊猫给他，因为它既可以代表中国，又没有政治内涵。”《读者文摘》于是让他写一篇关于大熊猫的文章。最后的事实证明：他果然猜中了。

1985 年，布洛克终于创办了RAM。最初他们在圭亚那为穷人看病，1992 年总部才搬到田纳西的诺克斯维尔，但在圭亚那仍设有常驻机构，还有一架小飞机。

迄今RAM 已在南、北达科他、弗吉尼亚、肯塔基等美国10 多个州行医；“我们本来还要去华盛顿特区，但无法就外州医生执业问题与当地政府达成一致，所以只好取消。”他们的远征目的地还包括海地、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巴西、玻利维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印度等国。

“对病人我们不提任何问题”

接受记者采访时，RAM 的远征次数正好是600 次，今年头3 个月就占到12 次。上一次是3 月21 日在离诺克斯维尔不远的一个小镇，治疗了大约800人。由于当地人口不多，每一个求医者都得到了接待。

“通常我们要回绝很多人。去年8月在洛杉矶，我们回绝过数千人，因为来的人数实在太庞大了。那次总共治疗了6334 人。本月的第601 次远征还会去洛杉矶，预计这次的诊治人数会更多。”布洛克说。

RAM 在周末两天中治疗的平均人数大约1000 人。他们只前往受到邀请的地方，按先来先得原则。现在远征活动已经排到2012 年，明年全年都排满了。对病人他们不作任何甄选，同样只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接待。“我们不提任何问题，不问他们挣多少钱等等，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你想判定到底谁才最需要医治，就不可能像我们这样收治数千号人。”布洛克指出。

采访中途，电话铃响了。接完电话后他解释说，那是一个洛杉矶的病人—“我们接到的电话大多是病人打来的，他们想知道我们何时能帮他们”。

医生志愿者也是自己找上门来—通过RAM 的网站或打电话；“我们每天都接到想当志愿者的医生的电话。”这些医生不领报酬，差旅费也自负，但设备和器材通常不需要他们提供，大多为RAM 用捐款购买。不过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有一位肺科医生特意去考大货车驾照，就是为了开一辆18 轮大卡车，载着他的流动诊所和专用X 光机参加远征。

据布洛克说，RAM 将9 成以上的筹款直接用于项目服务上；具体数字他不很清楚，因为自己不管账务。领薪雇员人数过去一个都没有，但在大约12年前，他开始意识到：由于RAM 规模的扩张，记账之类工作越来越复杂，需要有人每周五天固定去上班，完成接电话、回复邮件、记账、申报等工作。否则志愿者虽然多，但大多是想来时才来。

于是，他成立了另一个组织：“偏远地区医疗基金会”，负责所有筹款和行政性工作；雇员约10 人，包括执行总监、会计、航空机械师各一人，三个办公室女孩等等（“相对于我们的运作规模，这是个很小的数字”）。而“偏远地区医疗志愿团”专门做田野工作，人员均为志愿者。两机构的负责人都是布洛克。

RAM 总共拥有5 架飞机，最大的一架是道格拉斯C-47 运输机。它曾被美军用于诺曼底登陆战，但布洛克告诉记者，它现在飞起来还很安全—他兼任RAM 的首席飞行员和首席飞行教官。

除了RAM 的工作之外，为了确保飞行安全，他必须及时了解最新规则和操作程序变动、培训其他飞行员。“我没有什么爱好，工作就是我的爱好。我没时间从事兴趣爱好，但这不成问题。这种志愿工作很多种多样，你会很忙，一天过得很充实。实际上，每天的时间还不够用。”布洛克告诉记者。

对话“当代英雄”斯坦布洛克“我理解美国穷人的问题—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B=《外滩画报》

S= 斯坦布洛克（Stan Brock）

B：你办RAM 多年，最大感触是什么？

S：我们治疗的美国人94% 是成年人，因为18 岁以下少年儿童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大部分医疗。成年人能否就医，取决于有无医保和医保覆

盖范围。我们处理最多的是牙科和眼科病。在美国，覆盖牙、眼科的医保极少—不到千分之一，导致这些服务收费非常高昂。很多美国人没有医保，就到医院急诊处求医—那里不可以拒收病人。事后院方会试图让病人付款，如果病人无力支付，医院只好作坏账处理。

B：你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S：对医生的跨州执业禁令。这很可笑，有必要修改。为此我曾两度在国会作证，但联邦政府似乎没人感兴趣，我们只好争取让每个州都修改法律。迄今只有田纳西允许外州医生执业。法案是1993 年提交的，1995 年获得通过。上周我们原定要去佛罗里达，但无法募集到足够多拥有该州执照的医生：不足10 个牙医和两三个眼医，而预计第一天就会有近千人排队。像这种规模，你需要五六十个牙医和二三十个眼医，所以只好推迟。如果能从外州带医生的话，就会容易得多：只需向全国发出呼吁就行，在田纳西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代表田纳西东部的国会众议员约翰邓肯，1997 年曾提出一项鼓励其他州效仿我们的法案，结果连众议院相关委员会的关都没过。

B：医生志愿者多吗？

S：美国不乏志愿者，但未必都集中在你需要的那个州：外科医生有80 万，牙医超过17 万，眼医也数以万计。他们很多都愿当志愿者，但经常感叹：我们去危地马拉义诊比在美国容易。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害怕官司的纠缠。这有必要改变，而且不用花政府一分钱，但联邦政府从来没人来看过我们，只有州长之类地方官来过。他们成天在辩论医保改革，却懒得来我们这种诊治数千人的地方，向病人和医生了解情况。

B：你怎么看《医保改革法》？

S：我一般不评论政治问题，但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美国确实需要改革，但新法规定的改革大多要到2014 年才生效，我也还没有看到它对牙科、眼科会有何影响。这些似乎是美国人面对的最大医保问题，因此对我们工作的需求恐怕在未来多年内仍将存在，我们还会很忙。我希望看到这一需求的消失，我们好将资源用于海地之类国家。

B：《60 分钟》是怎样发现你们的？

S：我们每年都在弗吉尼亚怀斯县举行大规模活动，周末两天可以诊治3000 多人。2007 年，有个摄影师来拍了很多照片，发表在当年11 月的《纽约时报》周日版杂志上。全是黑白照片和文字说明，登了十几页。发表后第二天，我接到《60 分钟》制作人的电话，说他们想过来和我们聊聊，看看我们在做什么。

B：或许应该更早一点曝光？

S：我们从未主动争取媒体的报道。曝光或许有助于我们的工作，但我们不是干推广促销行业。当初《纽约时报》摄影师也不是我们请的，他大概是在网上看到的吧。当你举行一个有两三千人参加的活动，当地媒体就会报道。

B：美国有这么多亿万巨富，比如比尔盖茨。他们中有人给你们捐过款吗？

S：我们曾两三次向盖茨基金会募捐过，但运气不够好。捐款者自然也有富人，部分来自一些基金会，但大多数来自普通大众，每笔以10 美元、20 美元为主。我们从未得到过企业的大额、持续捐款。我们尤其希望有石油公司赞助，因为燃油是我们的最大开销之一—卡车、汽车和飞机用的，但一直没得到过。

B：你得过国会金质勋章或总统自由勋章吗？没准哪天会得诺贝尔和平奖。

S：没有。我们不追求这个。我们不要求政府的任何帮助，也不接受政府的金钱援助，否则他们就会告诉你，应该怎样经营。我只希望美国政府取消跨州行医禁令，并保护医生不受琐碎诉讼的侵扰——这在美国非常普遍。至今我们从未被告过，但将来说不定就会。

这两个问题解决了，RAM 这一体系就可以在这个国家起很大作用。美国有很好的志愿主义传统，有那么多公民志愿组织：扶轮社、狮子会、救世军等等。但它们不敢做我们做的事，因为担心被扯进官司。我们在洛杉矶摆下100 张牙科躺椅、帮人们拔坏牙，就是在冒很少人肯冒的风险。

B：别国如有人想效仿你，该怎么做？

S：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包括英国人。尽管英国自1948 年起就有全民医保，但英国部分地方很缺牙医。有人请我率一支美加牙医团队到英国行医，但我们没有获准，原因还是执业限制法规。我们从事的不是火箭高科技，其公式很简单，只要有需求，在哪里都可以开展。你认为中国偏远地区可能需要RAM 医疗队吗？如果受邀请，我们很乐意过去。

B：你生病也请志愿医生看？

S：我记不得上次生病是什么时候。不过我相信万一生病了，我能找到肯帮我的友好医生。现在我唯一需要找医生的时候，是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的飞行员定期体检，到现在我仍然可以通过。

B：你生活如此简朴，如何保持健康？

S：我的生活条件是很简单，但这并不重要。它还能帮助我理解美国穷人的问题——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与印第安人共同生活多年之后，一些对美国人或英国人很重要的东西，对我已经不再重要了。但我身体照样很健康，因为我每天都很注重锻炼。

美英等国对健康不够重视。我认为，要真正解决美国的医疗保健问题，唯一办法是教育刚入学小孩，要求他们每天高强度锻炼一两个小时，吃适当的食物，学校也不要摆可乐、甜饮料及其他垃圾食品的贩卖机。如果孩子们在成长时理解正确的营养知识，多吃果蔬、大米和豆类，喝水和果汁，同时像我这样养成终生锻炼的习惯，医疗保健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当然这不是现实的办法。

应邀到医学院演讲时，我常告诉听众：你们干吗不给那些超重病人开锻炼处方呢？比如我要你明天步行1 英里，每天再增加100 米。两个月后你再来见我。现在连十二三岁的小孩都得了乙型糖尿病等成人病，就是因为他们不锻炼，吃垃圾食品。

B：你作哪些锻炼？

S：我每天练跆拳道（我有黑腰带）；作伸展运动、俯卧撑和引体向上；跑步，但不在坚硬路面上—这对关节不好。我先骑车到某处草地，再在上面跑。现在我俯卧撑一口气能做五六十个吧。我仍在冲冷水澡，热水对你不好。我的衣服用手洗，反正也就几件。

B：听说你结过婚。没有子女吗？

S：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而且不幸福。我没有子女，没有家人。父母早已过世。和我共事的人就是我的家人。

B：迈克尔摩尔描写美国医保危机的纪录片《Sicko》你看过吗？

S：我知道有这部电影，但没看过。我不进电影院，因为要花钱（笑）。

来源：http://luxury.qq.com/a/20100421/000030.htm 外滩画报